一門學科，必須“代代相傳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傳必須通過一代代人的接觸——直接的接觸。在接觸里把一代一代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下去，每一代推陳出新，通過不斷的再創造”[1]（P69）而形成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觸里把一代代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遞下來的。因此筆者試圖通過梳理樊駿先生與他所接觸的幾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交往史，來闡釋樊駿先生的學科貢獻。

一、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代學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國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不斷發展，已經經歷了四代人，已經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瑤、薛綏之、田仲濟、俞元桂、任訪秋、單演義為代表，他們是建國前即從事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建國后在其深厚的學術修養基礎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從事新文學史研究。他們是這門學科的“前驅者、奠基者”[2]（P484）。文革前，他們的學術思想大體已經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在學界已經產生廣泛影響。1979年現代文學研究界在眾位學者的努力下，組建了自己的組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雖然王瑤是正會長，田仲濟和任訪秋是副會長，但這時第一代學者都年事已高，當時王瑤是66歲，唐?|是67歲，單演義是70歲，任訪秋是71歲，田仲濟是73歲，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具體事務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國現代文學年會）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瑤的指導下，由嚴家炎和樊駿負責具體事務工作的。（這里可以從王瑤給幾位學者的書信中確認：王瑤在1980年4月26日給王德厚的書信中說“我從未過問《叢刊》之事，只是掛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瑤致任偉光的信中也說“我能夠從未參加具體編輯事務”。[4（]P313）王瑤、唐?|健在的時候，樊駿是他們的得力助手。樊駿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問題、經驗與教訓，都做過相當系統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瑤、唐?|、田仲濟、陳瘦竹、單演義（單演義去世后，據單演義的兒子單元莊給樊駿的回信說，紀念文是由王富仁轉給他的，待查）五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一代重要學者去世后，他都及時地就他們各自的學術道路、專業成就和治學特點，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寫出了數篇沉甸甸的學人研究論文，及時地總結他們的學術思想，指出他們學術的得與失。他認為這些是老一輩學者“在沉重的歲月里，從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學術遺產”[5]（P5），對于這些應該采取的態度是“不必感傷，處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說些溢美之詞，也不應該離開當年的實際，輕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與這些沉重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5]（P5）。

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一個特色是處處體現了魯迅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方法論、原則）。王瑤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論的意義講，五四時期研究傳統文學最有收獲的應該說是如魯迅后來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這是估定價值的依據，也是一種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6]（P189）。樊駿據此推論出王瑤推崇魯迅的“知人論世”的原則，其實“知人論世”的原則也是樊駿自己在評述各位前輩學者的學人系列研究時始終堅持的原則，也體現了樊駿的“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在論王瑤時，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學者與學術研究存在著不同的風格與派別，同樣存在著人與文之間的內在聯系”[5]（P46），需要結合學者的人生經歷（當然學術經歷是主要內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學者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學術風格。這可以說就是“知人論世”原則（方法論）在樊駿的學人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在分析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點時，明確地意識到了王瑤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積累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研究方法等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在論述唐?|時，也是結合他的人生經歷，從他如何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開始解讀的，意識到唐?|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往往帶有“雜”的特點，應該說都是和他自學中形成的雜覽的習慣、格局直接相關的，也意識到唐?|是從以文學創作為主逐步轉向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這種作家和學者身份給他的學術研究帶來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創作實踐中磨煉而成的藝術才能和積累起來的藝術修養，使得他對于文學藝術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和精細的鑒賞力，“藝術感覺極好”，同時樊駿并沒有把作家學者化的論述流于一般化，同時指出唐?|的獨特性所在，他作為作家，除了創作，他還多方面地參與了文學工作文學運動，與其中眾多的人和事有過深淺不等的關系（尤其是與魯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壇的一些紛爭，也就是他的研究領域正好是他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并結合唐?|的學術研究成果對著這一因素的影響作了具體闡述。在論陳瘦竹時，先從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尤其是戲劇研究的現狀入手，結合陳瘦竹戲劇創作體驗和對于戲劇理論的長期的系統精深的研究這一人生經歷來闡釋陳瘦竹的學術優勢和學術特點，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貢獻。同樣在論述楊犁時，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對楊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讀。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7]（P278-27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駿始終注意到了學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處”，從而有效地對幾位已故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特點作了深入解讀。他并沒有單純就學術（學術成果）談學者（學術特點），這使得他在分析學者時從來沒有把他們游離于他們所從屬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游離于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游離于他們的學術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聯系著整體來說明每個學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現出來的共性，而由此評論這幾位學者在整個的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指出他們各自特殊的貢獻。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二個特色是他在評論各位學者時，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準確地抓住具體研究對象（每個學人）的個體特征（學術風格，學人經歷），又啟發人們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體（整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隊伍）以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整體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從而擴大了視野，也深化了他對各位學人的具體解讀，結合各自學人的得與失，為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整個學科的成長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