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羅明洲 單位：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漢語言文學系

比較文學在理論上注定是要引起爭議的。首先是定義之爭。截至目前,比較文學沒有一個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學科定義,雖然它不僅在國外甚至在中國國內也早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和一門“顯學”。1825年,法國兩個不太出名的教師諾埃爾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編了一本書《比較文學教程》,首次使用“比較文學”這個名詞。1827年法國學者維爾曼在巴黎大學開設比較文學講座,其后又出版一本書,叫《比較文學研究》。但他們都是只羅列史料,沒有給予比較文學以明確的定義。19世紀中期,當法國出現了一批比較文學著作之后,“比較文學”在使用的層面上,意義出現泛化。在急需給“比較文學”以精確定義的背景之下,法國學者卡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說法:“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聯系。”[1]4卡雷的學生、另一法國學者基亞也認為比較文學應是“國際文學關系史”[1]4。卡雷和基亞對比較文學的理論貢獻功莫大焉。他們從理論上為比較文學確立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強調了比較文學“事實聯系”這一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謂的“法國學派”的基礎。二戰之后,“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發難。雷馬克提出:“比較文學是一國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它表現領域的比較。”[1]5雷馬克對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做了極為寬泛的規定:除了文學關系的“事實聯系”之外,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研究,甚至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的范疇。

韋勒克更旗幟鮮明地要求比較文學要擺脫“從19世紀因襲來的機械的、唯事實主義的觀念,注重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實行一種真正的文學批評”[1]5。雷馬克和韋勒克的定義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促進了比較文學的發展,突破了法國學派“事實聯系”的藩籬,奠定了所謂的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基礎。自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誕生以來,兩國學派的爭執不斷。人們對兩派認知的爭論更是風起水生,其范圍和影響遠遠大于兩國學派的爭執。這使比較文學界空前活躍,表現出了比較文學的張力和活力。與此同時,又使比較文學這潭渾水越發清濁難辨。法國學派注重歷史性和科學性,主張比較文學應該擺脫美學的涵義,取得科學的內涵,使比較文學學理縝密、方法嚴謹,因此這種研究多適用于國際文學交流史或國際文學關系史。事實上,他們的研究確實為文學史的學科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美國學派認為文學是一種人類文化精神生產,而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時間內所產生的文學,必然存在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狀況。因此,比較文學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學現象的事實聯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討其異同及其深層原因和意蘊,從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學的本質和價值。只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學現象具有“可比性”,即可進行比較文學研究,可以不考慮它們之間到底有無事實聯系。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克服了法國學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證、過于苛求史料性的缺點,彌補了法國學派忽視美學價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優點。雖然它們為維護各自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而多有論爭,其實在他們的定義表述和理論闡發中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比較文學的追隨者和愛好者們不愿意實際上也不可能把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分得瓜清水白,著意遵循某一個學術標準,他們的大多數比較文學研究是兼備二者之長,為我所用。

其次是名稱上的名不副實。比較文學,無論是在學術界內部還是在學術界外部,都可能產生望文生義的誤解。就翻譯過來的意義上解釋,“比較文學”作為一個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為一個偏正詞組。就語法上來說,“文學”作為中心詞,“比較”是修飾成分。進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較文學在字面上的意義往往被理解為“比較的文學”。還可以理解為:動詞“比較”作謂語,名詞“文學”作賓語,把比較文學理解為一個動賓詞組。由此,比較文學就可以誤讀為“對文學進行比較”。不管是19世紀還是20世紀,甚至時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較文學學者多么煞費苦心地在理論上對比較文學作解釋,并不能夠阻止人們把“比較文學”當作是“比較的文學”或者是“對文學進行比較”。多少年來比較文學界所面臨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較文學”誤讀為“文學比較”。1997年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文學院院長巴柔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有學者提問比較文學究竟“比較”什么?巴柔詼諧地說:“我們什么也不比較,幸虧我們什么也不比較。”[2]復旦大學楊乃喬教授認為,比較文學不在于“比較”,而在于“匯通”。[3]照他們所說,判斷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屬于比較文學,不在于它們是否使用了“比較”兩字,而在于它們是否對所研究的對象與其他相關學科進行了體系化的、內在性的匯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僅在標題上還在內容上反復利用“比較”進行相同性或相異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在他們看來,比較文學代表了一種超越性的視野。它要求以國際的眼光、開闊的胸懷、全球觀念和開放意識去進行文學研究。它試圖突破國家、民族、語言、文化和學科的界限,從更大的范圍來洞察文學的特質。

比較是一種學術視域,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的一種內在的匯通性透視。這就決定了比較文學屬于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問題在于,“比較文學”屬于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多少還是帶有人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們業已習慣的思維定勢。“比較文學”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較相關。硬要把它賦予既新穎又深奧的內涵,確非讓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習慣思維:名實相符才稱之為名。人們不禁要問,若“比較文學”不可以“比較”,為什么要用“比較文學”冠名呢?在這里有一個悖論:比較文學的名稱不太恰當,但已約定俗成,目前在國際上仍在使用,并且沒有廢除的跡象。也許能尋找一個比它精當的詞取而代之,但可能會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亂。再次,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到深、由表面到實質的過程。諾埃爾、拉普拉斯以及維爾曼時代,比較文學僅僅是泛泛之談,連學科意義都沒有。法國學派的研究從理論上為比較文學確立贏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但他們排斥對作品的價值評價。美國學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但一些研究者對“可比性”的認識模糊不清,從而導致簡單比附。隨后的蘇聯學派特別是中國學派的崛起,把比較文學中的闡發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論研究引向了縱深。可以說,比較文學在不停的爭論中誕生,在不斷的探索中成長,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鑒于上述,對比較文學“霧中看花”、“遠看成嶺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曾經把“比較”錯誤地理解為比較文學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