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申平 李榮菊 單位：重慶科技學院

中國古代教育有著良好的國學傳統。《周禮•春官•樂師》最早言及“國學”:“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道:“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這指的是西周設于王城及諸侯國都的學校。清末以來，“國學”開始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即“國粹”、“國故”。正如馬一浮所說:“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意思是別于外國學術之謂。”章太炎創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和胡適創辦的《國學季刊》中所提“國學”均為此意。國學經典數量龐大，但其核心思想為儒釋道，涉及文史哲多個學科。國學經典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作為“傳統”它存在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教育之中。國學經典飽含了豐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在當前推動國學教育和傳播中可以發揮古典文化的教化認同功能，使學生領略經典的魅力，潛移默化地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從藏書文化的視角可以看到，從古代藏書樓到現代圖書館，國學教育和傳播有著良好的傳統。

一、古代國學教育與典籍收藏

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包羅萬象，涉及章句訓詁、儒釋道、經史子集、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等，其內涵和外延與當前語境中的“國學經典”基本一致。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古代藏書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無數藏書家用自己的道德人格、學識涵養昭示著后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人類學術的遞進離不開教育的發展，國學教育的發展依托于典籍收藏，經典傳播為學術和教育的進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一個時代典籍的繁榮也反映了該時代學術和教育發展的高漲。如宋代，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及活字印刷術的應用，市民的文化素質逐漸提高，經典閱讀的需要逐漸提升。一些藏書家或者書商，開始刊刻版印書籍，這大大降低了經典失傳的風險。宋代加強了國家圖書收藏和修撰，設立了“館閣”制度。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而為一，建立崇文院，“畜天下圖書，待天下之賢俊”。館閣藏書的功能主要是“公開借閱流通”，“為公私著述提供資料”，“編制朝廷藏書目錄”，“提供正本用于出版”。［1］館閣藏書和教育，再加上書院、私家藏書和教育，促進了宋代學術發展并達到中國文化史上最高水平。古代藏書尤其是私家藏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保護和傳播經典，為教育和學習提供典籍，及促進學術文化發展等方面。清代江南學術的發展就清楚地顯示了私家藏書和學術、教育之間的關系。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所列校勘家36人中，如黃丕烈、孫星衍、鮑廷博、秦恩復等多人都是藏書家。另外，由于藏書興趣相投和對于學術研究的愛好，清代許多學者都和藏書家成了好朋友，如錢大昕、段玉裁等與黃丕烈，惠棟與朱奐等。他們的交往使得學術與藏書交互輝映，成為一道令人景仰的文化景觀。古代藏書和學術教育發展相輔相成。桑良至舉明代藏書家祁承鄴《淡生堂藏書約》為例，分析指出其“藏書本是為了育人”，［2］不能把私家藏書與求田問舍相提并論，許多藏書家認為滿屋金銀不如一部絕世經卷，遺留萬貫金銀與子孫反不如留下積學修身的經典。清代江南的經濟文化環境促進了藏書事業的發展，藏書家和藏書樓的存在又推動了江南學術尤其是樸學的發展。諸如天一閣、汲古閣、千頃堂、絳云樓等動輒藏書萬卷，這也促成了一些學術家族的形成。如乾嘉學者中的高郵王氏、武進莊氏等。學者錢大昕與其弟、子、從子等形成了一個家族學派，郡望翹楚東南一帶。這種藏書和學術世家在清代江南是非常典型的。再如徐樹蘭1897年設中西學堂的時候，為彌補學堂文化底蘊的不足，提倡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其辦藏書樓也是為了解決貧寒而好學的年輕人讀書困難問題，由此可見其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拳拳之心。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是中國古代藏書樓向現代公眾圖書館轉變的一個過渡環節，其對推進文化教育、惠及鄉里子弟作用巨大。

二、古代國學傳播與藏書活動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說:“嘗嘆讀書難，藏書尤又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讀書、藏書和圖書聚散密切相關，國學經典傳播常借助于藏書活動。一定意義上言，藏書史就是經典傳播史。古代藏書主要有官府、寺廟、書院和私家四種類型，四者在圖書收藏和傳播上各有特點，都為我國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官府藏書主要是為統治者服務，如在漢代私自借閱、抄寫皇家藏書是違法的，館閣藏書僅限于皇帝、近臣、考生和特許讀書者。朱元璋曾說“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讀者也局限于皇族和官員。只有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圖書傳播范圍大一點。毋庸諱言，在古代，“處于中心地位的官府藏書具有的總體封閉性、保守性就對歷代各類藏書樓起著不容忽視的示范作用，進而對中國典籍與文化的傳播產生了負面影響”。［3］寺院藏書傳播范圍大一些，僧人信徒甚至于地方學者官員都可借閱。書院藏書的傳播狀況和寺廟有點相似，服務目的多是為教育生徒。古代私家藏書占了相當大的分量，但是圖書傳播范圍不大。很多人重藏不重用，甚至有人藏書只是為了頤養性情、附庸風雅，或居為奇貨、待價而沽。古代圖書的收藏和傳播并非一對矛盾，也正因為有了收藏，圖書才得以傳播。古代藏書家并非全是惜書如命，讀者對象也不局限于家人或者親朋。如三國時向朗“開門接賓，誘納后進”(《三國志•向朗傳》);西晉時范蔚開放七千卷藏書，“遠近來讀者，恒百余人”;《南齊書》載沈約“書多與人”，時人非常敬仰，臨沂人王筠“清凈好學”，多次受到沈約贈書;五代時石昂“家有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宋代宋敏求藏書三萬卷，皆三五校，置復本，供人閱讀;蘇東坡貶黃州，載書萬卷，喜借人讀;清代藏書家徐樹蘭“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于鄉人”。可見很多藏書家都注重典籍傳播，樂善好施，播惠士林，甚至對外開放或者捐為公用。古代私家藏書對經典傳播所起作用不可小覷。官府、寺院和書院藏書常常會因為戰爭、統治者好惡等因素而毀于一旦，層出不窮的“書厄”使官府藏書很不穩定。漢武帝時就提倡百姓“獻書”，歷代不乏官府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乾隆間為修《四庫全書》征書，天一閣挑選638種珍本獻給朝廷，其中96種珍本直接收入《四庫全書》，另有473種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為此乾隆帝賞賜天一閣一部《古今圖書集成》。天一閣著錄的書籍加上知不足齋鮑氏被采用的圖書379種，兩者之和超過了《四庫全書》著錄的宮廷“內府本”，足見私家藏書作用之大。清末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樓”保護在太平軍破杭州城混亂中散失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事跡尤其值得稱道;同樣讓人贊嘆的是丁氏后人在日本人覬覦這部分藏書的時候，激昂大義，以低價售予江南圖書館，保全了圖書。余述淳認為:“私家藏書系統的生存機制極強，其分散零藏，彼此聚散、頻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強韌性及“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廣泛可適性。同時，“私家藏書為其他藏書系統提供了穩定而可靠的藏書來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