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從中西醫學的發展思考陰陽的哲學與科學內涵

　　摘要：中醫學的陰陽學說是中國古代辯證唯物的哲學思想，旨在通過探索天地自然運動變化的現象和規律來研究與描述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從而揭示人體生命運動的規律及其組織結構和功能之間的相互關系。從中西醫學的發展歷史和中西方思想與文化演變的進程，提出了陰陽學說之哲學與科學內涵的思考。對這一學說的思考將可能為中西醫學相融合提供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基礎，同時也可能為打開中華文明寶庫提供一把鑰匙。

　　關鍵詞：陰陽;哲學;科學;內涵

　　徐安龍 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 2021-12-08

　　中醫學中的陰陽學說是源自中國古代辯證唯物的哲學思想，其本質是以天地自然運動變化的現象和規律來探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從而揭示人體生命運動的規律及其組織結構和功能之間的相互關系[1]。我國古代醫家藉陰陽學說來指導并總結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醫理論體系[2]。陰陽學說本身是關于自然存在的學說，對于古代哲學及其他古代科學的建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陰陽比較早地成為系統而抽象的哲學概念，在中國古籍之中，《易經》[3] 當屬其一，其中《周易·說卦傳》有這樣的論述：“立天之道曰陰曰陽。”[3]說陰陽是“立天之道”，句中的“天”更多被解釋為自然，指自然狀態或自然規律，“陰” “陽”便是形成“天”(即自然)的存在條件，而陰陽學說就成為論述存在的學說。

　　《中醫基礎理論(新世紀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1]上，陰陽是被這樣定義的：“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范疇，是對自然界相互關聯的某些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這里的“事物或現象”指的都是客觀存在，類似以陰陽表述存在這一觀念的陳述，在《易經》中也是反復出現，比如《周易·系辭上》的“一陰一陽之謂道”[3]，如果置“陰”“陽”于“存在理論”上解讀這句話，其字面翻譯就是：(萬物的)存在方式是“道”，也就是把“事物或現象”高度歸結為陰陽的交互作用，唯陰陽的交互作用才是一切存在的“立天之道”。如此，陰陽學說便成為描述(宇宙)本體的概念，而“道”便是探討一切存在(萬物)的存在方式之整體性的理論。這樣解讀的陰陽，其內涵就與來自西方“對基本和普遍問題研究”的 philosophy(哲學)呈現出一致性的傾向，即：都是對存在之本體的探索，因而《中醫基礎理論》對陰陽概念的解釋，才用了哲學和屬性。盡管很難精準追溯陰陽從具體初始表達到后來成為抽象概念的演變過程，但如果回到 philosophy(哲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任務上來看，十分肯定的是：陰陽學說就是中國古代的本土哲學。

　　當然，哲學一詞在中文中的出現，相對陰陽是很晚的，它最早是由清代學者黃遵憲由日文詞匯引入，而日文的哲學一詞是日本學者翻譯的英文“philosophy”，而這個英文詞匯是源自希臘的“philein”(愛或追求)和“sophia”(智慧)這兩個詞的疊加，這就是現在“哲學”一詞的本義。但是“哲”字在中國出現得并不晚，它就表示智慧。回到西文詞源上來看“哲學”，古希臘學術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4] 中說：“有一門學問，專門研究‘有’本身，以及‘有’ 憑本性具有的各種屬性，這門學問與所謂特殊科學不同，因為那些科學沒有一個是一般地討論‘有’本身的，它們各自割取‘有’的一部分，研究這個部分的屬性，例如數理科學就是這樣做的。”亞里士多德在這里用的這個“有”，顯然指的是客觀存在，所以他給這門研究 philein(追求)和 sophia(智慧)的學問下定義，說專門研究存在的這門學問不是哪門具體科學，而是以求知為目的的理論科學之中的“第一哲學”， 強調“philosophia”不像物理或者化學之類的具體科學那樣，討論著部分的或特殊的存在與變化，而是探討著普遍的存在和之所以存在的共同屬性。盡管“哲學”一詞進入漢字系統很晚，但如果回到陰陽是針對一般存在方式的概括這一內涵上來看，應該肯定的是，陰陽學說就是中國古代的本體論。

　　眾所周知，中醫學是以陰陽學說為最根本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的，而我國古代哲學思想之核心就是陰陽學說，那就不難推斷：陰陽學說是委身于中醫學理之內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是中醫學理對中華民族關于宇宙本體認識的承載與應用。這樣，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與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的關系，在哲學視角下就變得一目了然：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關系;中國傳統醫學理論與中國傳統醫學臨床的關系，在哲學視角下也變得一目了然：是方法論與實踐論的關系。由此，中醫學之偉大也便一目了然：它不僅作為醫學科學應有的完備理論將中國幾千年的先進哲學思想加以記述，它還作為醫學科學應有的醫療探索將這一理論直接指導于臨床實踐。所以，幾千年積累與保存下來的醫學古籍，這“汗牛充棟”的一切，要么是記錄以陰陽學說為指導的醫療實踐，要么是闡發以陰陽學說為本源的理論思考。是從認識到方法再到實踐的統一，使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及臨床方技都憑借著中醫人和中國人的代代生命實踐而聯結、保存、傳承、翻譯和發揚至今。

　　由此可見，陰陽學說不僅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醫學科學思想，也是我們民族最古老的哲學思想，更是我們民族的文化之源。所以說“中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5]顯然， “解碼中醫”的研究計劃勢在必行，這是我們尋得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途徑。能否通過融合中西醫學及現代科技的方式來展開，是我們計劃“解碼中醫”工作的初衷與努力的方向，這種融合都要從解碼陰陽開始。

　　1 中醫學中的“philosophy”(哲學)

　　回望歷史，中國古人從對陰陽的記錄、成型，到對陰陽概念的思考、傳承，應該有著比“河出圖，洛出書”之傳說更由來已久的漫長的積累與發展過程。直到遙遠的“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周易”時，陰陽也許才成為相對成熟的概念被公開討論，而“畫”或“演”的陰陽，也大概才脫離“向日為陽，背日為陰”這一自然現象的原始表達與記錄，向著符號和概念的方向發展，畢竟“畫八卦”和“演周易”都明顯有了對規律進行思考與探索的深刻意味，而這與“陰”“陽”之或有“向日”的客觀現象、或有“背日”的客觀存在這一表達恰相一致，因此，隨著由陰陽引發的系列普遍性思考，便形成了概括性及系統性的陰陽學說。因而，陰陽學說與“philosophy”本身都是探討事物或現象之所以是、之所以然，即“有” 之為“有”之本體性，或者“存在”之普遍性的，這一思考與探索的一致性使 “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所以，從哲學看，陰陽學說應該是中國古人對宇宙存在方式的描述，這一核心認知也就自然成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的濫觴。如果去追尋陰陽學說在中華大地有記述軌跡中最為“突顯”的一瞬，大概首先要上溯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256 年)，或許它與周代中國大地上同時發生的兩個重要事件密切相關：一個是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 ——奴隸社會開始向封建社會轉型，一個是中國漢字的迅速成熟——甲骨文開始向成熟的文字體系發展，前者使知識分子借個人價值實現而使文化光大，后者使思想文化借鐘鼎金石而未亡于戰亂。

　　1.1 社會轉型——思想傳承

　　中國歷來都是農業大國，所以西周以前的中國社會經歷了原始農業極其漫長的發展與積累階段，至西周(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771 年)時期，冶煉技術有了巨大突破，使得農具和兵器都迅速得到改進，一方面社會生產力上了新臺階，迫使原始氏族式的奴隸制生產關系變得不再穩固，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任何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6]正是“怎樣生產”使得中國進入到社會體制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東周(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56 年)，這長達五百年轟轟烈烈的變革，不僅使春秋戰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221 年)成為中國歷史風起云涌的動蕩時期，也使其成為中國思想百家爭鳴的偉大時代。身處變革中的諸子是那個時代上承先祖用個體生命把握中華文脈的知識階層，他們因氏族解體而階層獨立，因階層獨立而思考文脈傳承，即關于 “本體”之經驗，又因傳承方式的變革而廣播下其后歷代這一核心智慧的種子，即對于陰陽的思考。所以，圣人的文字里不僅有“深其耕而熟耰”(《莊子》)[7]，這一農業進步之時中國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的實錄，也有“禮崩樂壞”(《孔子》)[8]這一時局混亂之下憂其文化及禮儀何去何從的思考。這一時期，有以孔子、孟子為代表，強調復行周制的儒家;有以老子、莊子為代表，強調自然無為的道家;有以墨子為代表，講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的墨家;有以韓非、商鞅為代表，講以法治國、興功懼暴的法家;還有縱橫家張儀、陰陽家鄒衍、兵家孫武、醫家扁鵲等等雄才激涌，暢辯“天下”。但這些或治國、或修身、或技藝、或征戰、或醫療，放諸四海去實踐的一切，哪家又不是根于陰陽的呢。馬克思說：“任何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并且“人民最精致、最珍貴、最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9] 因而知行合一的諸子論辯的就應是這“最看不見的精髓”，求真的也該是這“時代精神的精華”。既然陰陽思想是我們民族承之于古的文化核心，那“諸子”百家爭鳴之學說就一定是前輩圣賢的執著與擔當在那一特殊發展階段中所成就的文化與知識。

　　1.2 漢字發展——文化傳承

　　由一套完整且復雜符號的系統組成的漢字，是不可能朝夕間就產生和成熟的，它必定經歷相當長的形成階段。與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字一樣，漢字也是經歷過劃刻和圖畫階段后才逐漸向符號和文字演變的[10]。傳說漢字是由黃帝史官倉頡所造，黃帝距今傳說也有五千年，但近年考古資料顯示，從刻畫算起，漢字的產生還要更早。比如出土于甘肅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那些繪制在陶器上的符號，距今已有七千多年，還有很相似的半坡陶符，是仰韶文化陶符的源頭，其后在甘肅、青海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馬家窯文化、山東發現的龍山文化，浙江江蘇發現的良渚文化及夏商時期的二里頭文化等文化遺址中也都有見到，其中可以確定為漢字的有相當一部分，其時代大約也距今四五千年。這些我國原始社會晚期至有史社會早期的文物，其上的刻刻畫畫、涂涂寫寫不僅為漢字起源提供了確鑿依據，也記錄了我國的上古文化，盡管還很單一且不能排列成完整的語言，甚至很多還都不能算是文字，但也正是因為它有著漢字符號的孤立性特點，才更能看到“向日為陽”“背日為陰”這最真實的記錄和陰陽學說最原始、最直接的表達。盡管中國漢字在甲骨文之后，又經歷了金文、小篆、隸書的衍變，至漢代漢化和唐代楷化的規整，但不斷發展變化的漢字始終都是我國歷史上連續使用的官方文字，這一文化載體的大體連貫性，保障了我們民族的古老文明在人類文化發展上的綿延。

　　由上可見，漢字形成完備體系，是在前溯三四千年的這一時期，那時正是我國青銅冶煉與鑄造技術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更是身處這一變革時期中的知識階層不得不競相奮勇表達的融合時期，因而記錄和傳承我國古代先進文化思想，就都有了恰逢其時的時空、物質、精神和人才的準備，陰陽這一成熟又根本的本體認知與實踐經驗，當然會以文字符號的方式被應用與記錄，至《易經》《黃帝內經》等這些非一蹴而就的經典成型、成熟之時，必然會作為其中的核心思想記載與傳承下來。

　　1.3 醫療實踐

　　醫療活動是伴隨人類出現的，這沉香久遠的繁衍與求生的實踐探索，也是隨著文字的產生與成熟才逐漸成為獨立學科被記錄與傳承的。中醫學也是這樣，從遙遠的諸如神醫“巫彭”(戰國《山海經》)[11]、神醫“扁鵲”(西漢《史記》)[12] 等專事醫學實踐的人物記述，到《黃帝內經》(漢)、《難經》(東漢)[13]等對先秦哲學及醫學思想整理，再到張仲景(公元 150～154 年—公元 215～219 年)編纂《傷寒雜病論》(東漢末)[14]，總結并確立醫學治療體系，中醫理論體系逐漸完備起來。總之，從《詩經》(西周)[15] “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起，到《易經》“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的全面概括，和《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2] “陽為氣，陰為味”“味傷形，氣傷神”的醫學生理與病理認知，“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的中醫學“上工”與“下工”之辨，再到漢代張仲景之六經陰陽的辨證論治體系[14]，之后經兩晉至五代(265—960 年)七百多年的大量臨證實踐，又歷宋代至元代(960—1368 年)四百多年的再次理論爭鳴，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這一千多年里，一貫而今的“生之本，本于陰陽”乃是中醫學臨床各科“治病必求于本”的根本宗旨。從南朝的全元起，至隋末的楊上善，再到唐代的王冰，他們對《黃帝內經》的詮釋;從晉醫王叔和，到宋醫朱肱，再到清醫吳鞠通對《傷寒論》的發揮，代代經典均未離《素問·調經論篇》[2]“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之宗;未離《靈樞·陰陽系日月》[2]“陰陽者有名而無形” 之旨，可見陰陽是歷經日月水火的“日月”“水火”思想，是中醫學的根本指導，即“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六微旨大論篇》)，生生不息的存在就是陰陽，變化的根本就是陰陽的交互作用，陰陽就是關于本體的中華民族之“philosophy”(哲學)，是中醫學的唯物辯證思想。

　　2 西醫學中的陰陽

　　近代西醫學的大踏步發展起于歐洲的文藝復興。思想啟蒙使文學藝術先偏離教條，繼之新的自然發現和新的方法技術層出不窮，沖擊著自然科學也要進行一場勢不可擋的徹底革命，由此西方醫學科學的發展回到解放思想、重識自然、獲得知識的軌道上。比如文藝復興“后三杰”之一的科學家、畫家達·芬奇(1452 —1519 年)，其充滿科學思辨精神的藝術作品《維特魯威人》[16]，完美的人身比例和呼之欲出的生機，使他成為捕捉與描摹這變化之中的醫學科學革命里必書的一筆。他的“上臂解剖圖”在解剖學充分發展的今天，仍有著令人贊嘆的精確性;他的“有色蠟液血管注射”觀察法，也是在解剖研究方法上稱奇的探索，畢竟在科學的發展史上，人類對自我的認知，即“我是誰”永遠都會站在一切認知的最前列。

　　2.1 解剖學

　　對人類身體真切構造的終極發現，是近代西方醫學的巨大成就。以解剖了解人體的方式起源很早，但文藝復興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出于種種原因發展停滯，直到現代解剖學的奠基人維薩留斯(1514—1564 年)生活的年代，外科醫生和理發師還仍然是同一行當[17]。正是這位知行合一的解剖學家，在解剖了一切他能得到的動物，覺察到人體的知識還是要從人體上獲得，并通過豐富的解剖實踐更勇敢地著手于人的尸體解剖之后，才在不容置疑了十多個世紀的蓋倫理論基礎上，沖破了經典中通過動物解剖對人體結構進行臆測的思辨部分，精準地描述出了人體的解剖結構[18]，并于 1543 年發表了《人體的構造》。這一著作除了對人體解剖學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強調器官與組織的三維結構關系外，其插圖之精確與精美也都延續了達·芬奇辨明和表達他對解剖“關系”認識的科學努力。《人體的構造》明確了人體解剖學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不僅是第一部關于人體解剖學的著作，也成為解剖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2.2 生理學

　　與解剖學的產生和發展一樣，人類對心脈搏動與傷口出血的觀察由來已久，但直至英國解剖學家哈維(1578—1657 年)對血液循環的實驗發現及推理思考，對血液循環的認識才不再是這之前上千年的膽怯臆斷。哈維認真解剖了不同種類的大量動物，對心臟結構和功能進行了徹底的研究與觀察，不僅證明了所有血液都是從左心室流向全身的，而且還估算出血液是從全身流回心臟的血液循環理論。 1628 年哈維的《論動物心臟與血流運動的解剖研究》[19]一文發表，就是這僅僅幾十頁的論述，使得生理學確立為新的醫學科學組成部分，也正是血液循環的研究與發現，使醫學從解剖學對結構的求索增加了對生命活力的研究，使醫學科學更進一步走向對生命本質的探索，并開啟了實驗醫學的新紀元。生理學的確立，一方面是在物質第一性的基礎上，使生命科學回歸動態思辨，另一方面也是在堅持世界可知的基礎上，使生命科學更接近醫學臨床，生理學使得對生命過程的研究向著指標標準化的方向邁進，使得生理功能的量化表達成為可能;是生理學使得生物物理以實驗手段向著精準醫學的方向邁進，使生命研究從靜止的生物結構走向動態的生物功能;是生理學使得與其相伴而生的近代胚胎學、生物化學、病理學、細胞生物學、免疫學等蓬勃發展。

　　2.3 免疫學

　　免疫學的出現使人類對生命物質的存在與表達間相互關系的認識進入到更加微觀的層面，實驗發現在微觀物質對生命活動的免疫調節過程中，存在著一種物質對一種生命活動促進與抑制的雙向調節作用，最終對生命活動產生不同影響的現象，存在近似中醫學中陰陽的依存、轉化、消長與對立之有度、守序的平衡關系，機體免疫系統的動態關系之平衡與失衡，也確實是引起自身免疫病、 超敏反應和免疫抑制的根本。比如在腫瘤免疫過程中，白細胞中的巨噬細胞是殺傷腫瘤細胞的重要防線，也是引發炎癥反應的重要因素，巨噬細胞的 M1 和 M2 分型，是分別對腫瘤細胞具有殺傷抑制和促進生長作用的兩型[20]。在急性炎癥期間，Th1 CD4+和 CD8+ T 細胞可促進巨噬細胞的 M1 極化，使腫瘤細胞生長抑制，而慢性炎癥期間，Th2 CD4+ T 細胞和調節性 T(Treg)細胞共同作用，通過細胞因子分泌 IL-4、IL-13、IL-10、IL-6 和轉化生長因子β誘導 M2 極化，產生免疫抑制細胞因子來阻止免疫監視系統的作用，促進腫瘤微環境建立和腫瘤細胞轉移與侵襲[21-23]。在壞死性小腸結腸炎中，也有這一雙向作用存在：M1 細胞增強 LPS 誘導的人腸上皮細胞凋亡，而 M2 細胞可抑制這種作用[23]。在免疫耐受和控制自身免疫病中起雙向調節作用的 Treg 細胞也存在類似情況：Treg 細胞可以抑制 CD4+、CD8+ T 細胞及 B 細胞的免疫反應，防止自身組織損傷[24];Treg 細胞又可以抑制 T 細胞、B 細胞、NK 細胞與 DC 細胞的殺傷作用來促進腫瘤增殖[25]。這種免疫細胞在不同條件下產生的或抑制、或促進的作用，以及或抑制、或促進方向上不同程度的作用[26-28]，有似《素問•陰陽離合論篇》中“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這一陰陽學說中陰陽之對立依存與無限可分關系的動態描述。同樣，免疫細胞在不同條件下的抑制與促進的分化(轉化)，產生的生命體征上的平衡與失衡的表達，也有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中“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這一陰陽學說中“生之本，本于陰陽” 的論述，因而，正是陰陽學說在微觀免疫學中的表達，使我們產生了傳統的陰陽學說或許就是物質(免疫細胞)與運動(抑制與促進)關系的深刻思考。

　　隨著 20 世紀 50 年代 DNA 雙螺旋的發現，以基因的形式與表達研究為核心的分子生物學，以大分子結構與功能為核心的結構生物學，以多基因或多分子存在形式和功能關系為核心的各種組學及系統生物學、網絡藥理學，以及相伴而生的個體化醫學和精準醫學等都在飛速發展，無論是微觀層面(基因、分子、細胞)，還是宏觀層面(組織、器官)，或整體層面(個體生命及其生存環境)的這些現代醫學與生命科學研究，從本質上都已從客觀物質到動態功能的研究基礎，再進一步向著物質存在及其功能表達之間相互關系的揭示上發展。這一現代生物醫學研究方向上的轉變，特別是系統生物學、個體化醫學、精準醫學、群醫學的發展，必將為中西醫學的互證與結合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平臺[29]，使得醫學科學對生命的認知，重新回歸到耳與聽、鼻與嗅等這樣的人體結構與功能合一的有機整體上來，重新回到這一原本的求真“來路”上來。

　　2.4 回溯西醫“來路”

　　由前述可知，在近代醫學科學發展的兩座豐碑中，一個是以蓋倫(129—199 年)著作為基礎進行人體解剖學再探索的維薩留斯，一個是毫不掩飾自己對亞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科學思想追隨的哈維，不難發現指導這兩位取得劃時代成就的醫學科學家的思想源泉，不約而同有著跨過漫長中世紀的共同特點，這使我們不得不跟著馬克思“哲學是指導一切科學的科學”這一論斷也邁過中世紀去回顧同樣偉岸的另外兩位先驅在古代醫學與哲學思辨中的足跡。

　　2.4.1 蓋倫

　　蓋倫是古希臘醫學之集大成者，是古羅馬時期偉大的醫學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其對醫學科學的貢獻及權威地位在西方醫學史上僅次于希波克拉底，他將希波克拉底所開創的醫學模式發展至前所未有的輝煌，是西醫學醫療及研究體系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于其身后逾千年都是西方醫學殿堂中的經典[17]。古希臘時期或之前，人們對于求真的探索更偏重實用和實證，并試圖以實證去解決哲學與醫學間長期以來的復雜關系。因而既是哲人又是醫生的蓋倫的受教經歷、臨證實踐、解剖探索、著書立說都無不圍繞著他的時代特點，從“認識自己”開始和展開。他一生堅持理性思考，始終捍衛希波克拉底醫學，并進行了大量的動物解剖，對柏拉圖和希波克拉底學說也進行了仔細研究，不僅繼續了柏拉圖(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年)時代就存在著的關于哲學與醫學的對比思考，而且堅持了亞里士多德從身體出發的對于醫學與哲學關系的探討[30]。他一邊將哲學方法用于醫學臨床，一邊用醫學實驗證明哲學思考，貫穿其中的正是蓋倫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種解剖實證，由此，解剖不僅成為解決哲學與醫學間各種糾纏的主要方法，也成為醫學體系逐漸獨立發展至前所未有之核心地位的開端，成為西方醫學科學的主導。如果說曾經是借哲學的力量使醫術擺脫了巫術，那蓋倫時代便是借解剖的力量使醫學脫穎出哲學。在蓋倫豐富的著作中，《論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圖的諸種學說》[30]充分體現他對哲學與醫學的深刻思考。

　　2.4.2 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出身于名醫世家，前半生師從柏拉圖學習傳統哲學，博覽群書并崇尚科學。他認為抽象概念本來就源于活生生的自然事物，所以將柏拉圖理念與事物間關系的純粹抽象還原、完善、發展為著名的形式與材料的不可分離的理論。由于他本人更多專注在經驗材料和變化過程，所以其后半生里進行了大量以解剖為主的生物學研究，他基于解剖考察的生命論述，總是帶著哲學的味道。亞里士多德一生著述豐富，且涉及領域廣泛，僅哲學一門就幾乎論及全部的哲學主題，是人類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學者。在他的《物理學》中，著重討論事物的運動問題，強調內在運動是事物變化的關鍵作用，在他看來生命也是一個內在運動。在他的《論靈魂》中，說某一事物之所以可以被稱為這一事物，是由其形式與功能的統一決定的;在他的《動物志》中，談到材料并非生命原則，重申無論靈魂還是身體都不能離開對方而獨立存在;在他的《形而上學》[4]中，一直在探討智慧及事物本性，他在否定感官認知經驗的特殊科學是智慧的同時，肯定了超越所有具體的思考，即研究存在者之所以為存在者的存在原因和存在原則的科學才是智慧(智慧就是中文中的“哲”)，而且他也區分了材料和形式，明確指出自然界中沒有無形式的材料，也沒有無材料的形式，事物是材料和形式的統一。這一論斷也使得變化的本質繼之提出，即變化是一種作用或運動，以及所有存在都是處于變化過程之中的。亞里士多德的醫學思想，特別是哲學思想影響了西方其后幾個世紀。

　　希臘哲學與醫學是西方哲學與醫學的發源，西方哲學從誕生之日起，醫學就伴其左右，兩者都是對存在與求生、變化與長存之本質的思考，就像柏拉圖在《理想國》[31]中指出的：真正的哲學家是想要知道事物本質的。具體科學豈不也是如此么?醫學與哲學的交融發展狀態，在上古時期的西方就表現出了對疾病進行治療與對自然進行思考是同一批人的特點，而在教育或傳承、實踐或臨床、記錄或整理的文化里，也就同時留有哲學、醫學、或有難分彼此的種種印跡。

　　總之，從起源上看古老的中西醫學和古老的中西哲學在對生命本質的質疑、觀察、探索及發現上，都有過并非“涇渭分明”的漫長階段。隨著思想、文字的逐漸成熟，醫療技術和干預手段的逐漸豐富，醫學才通過更多專注于對生命體的思考成為獨立于哲學的科學體系。這一點中醫學并無例外。而中醫學的不同之處是中華文明在其綿延久遠的歷史和反復更迭的朝代中，從未遭遇徹底毀滅的文化災難，且有一脈相沿的中醫學理論與中醫學臨床，保留下來這古老而原始的陰陽樣貌，比如在對前輩經驗的總結、傳承、思考、發展之中脫穎而出的《黃帝內經》，其篇章結構都深深滲透著對萬物之所以存在的哲學思考，其字里行間都熠熠閃爍著對存在與變化之間辯證關系的醫學智慧，可見，陰陽這一哲學概念表達的就是物質與運動關系，陰陽這一醫學概念表達的就是物質與運動之間平衡與失衡的關系是決定存在之紛呈的根本，它是我們民族認識宇宙、自然、生命之本質的哲學表達，是對萬物之所以存在的存在方式的哲學回答，陰陽就是“philosophy”(哲學)。因而現代中醫學就應在臨床有效性的基礎上，回到其原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堅定其科學性，堅持其先進性，定位與展望其在新的健康領域上的發展。因而，立足經典、追本溯源、深入臨床、不失本心，仍舊是新時代里弘揚中醫學的不二途徑。

　　近年來，中醫學無論在面對棘手的疫病疾苦，比如當今的 2019 冠狀病毒病，還是面對復雜的健康失衡，比如越漸高起的代謝紊亂性疾病，多能化險為夷或穩中致勝，不得不說一定是這古老理論與在其指導之下的臨床經驗歷數千年“水火” 考驗之頑強生命力所使然。這不僅說明中醫學從未離開過的陰陽思想，至今仍有無懼當下拷問的科學性，也仍具指導當下臨床的先進性。因此當下的我們，就必然要跨過歷史的時空，去讀懂這一科學性與先進性的內涵。既然這門傳統醫學是具足了哲學性的，那我們就必然要從揭開陰陽之哲學本質，由其哲學性而科學性而醫學性，以期徹底明澈這一偉大的治療思想，使中西醫結合能立足現代數據量化的“其然”上，去研究這古老“司外揣內”思維之整體的“其所以然”，才能試圖實現以現代生命科學的精準去解讀中醫學古老智慧的精準，才能試圖實現以中西醫學的完美結合而共同服務于人類的大健康事業。所以，從中西醫學的各自發展來看，明確陰陽學說的哲學和科學內涵，確是新時代開啟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