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言景觀研究熱點的多維取向

　　摘要：語言景觀研究作為相對新興的跨學科領域，為研究城市語言多樣性和多語言現象的映射提供了一種跨學科創新路徑。梳理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探討語言景觀最新定義和主體范圍，結合語言政策差異化、少數民族語言商品化、語言身份認同、共時和歷時聚合、實體和虛擬空間交互及語言資源的跨局域化多維熱點問題，探析現代社會語言景觀研究熱點的轉變和延伸，提高全球化城市治理過程中語言互通服務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可為中國特色語言景觀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語言景觀;研究熱點;多維取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語言凝聚力量和釋放能量，提升語言服務能力。語言景觀反映和描繪了社會語言使用的現實狀況，在空間語言和社會復雜的交互過程研究中有潛在優勢。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已開始對語言景觀內容的研究，但當時并未引入國外“語言景觀”這一概念，而后為國內語言學界正式提出[1]：公共道路標志、廣告牌、街道名稱、地名、商業商店標志和政府大樓上的公共標志語言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特定地區、地域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2]該定義符合現代民族語言假設，即用某種特定語言與某特殊的社會或種族往往存在一致性。2015年首次出版的國際期刊《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提出了一個更為廣泛可行的新定義：語言景觀試圖理解在公共空間中的動機、用途、意識形態、語言多樣性和爭議各種形式的“語言”[3]191，取代以前的定義。

　　近年來，語言景觀研究受到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國內學者多聚焦于兩個層面：一是對國內外研究方法、理論基礎相關研究的綜述，如吳劍鋒、章近勇《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現狀、熱點及趨勢》[4]，孔珍《國際語言景觀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分析》[5]，李麗生《國外語言景觀研究評述及其啟示》[6]，徐茗《國外語言景觀研究歷程與發展趨勢》[7]，夏娜、夏百川《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與展望》[8]，閔杰、侯建波《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的國內外語言研究比較》[9]以及張杰《語言景觀研究成語言學新增長點》[10]等，主要回顧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現狀，對比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的特點與不足，厘清研究熱點問題和前沿趨勢。二是對實體語言景觀的共時個案描述性研究，為國內學者分析城市語言服務規范和公示語翻譯問題提供了借鑒。但對歷時性、移動性多模態景觀及深層次社會權勢、身份認同和經濟、文化因素等問題聚焦不足。國外語言景觀研究領域不斷擴展，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地理學等交叉融合，如Biró在《More Than a Facebook Share： Exploring Virtual Linguistic Landscape》一文中對動態移動性虛擬社區開展了深入研究[3]181-192，Gorter認為不僅要研究符號語言的純經濟價值，也要考察非市場價值和多語言主義的附加價值[11]，重點關注共歷時多模態語言表征、虛擬空間及社會權勢地位、語言政策和語言實踐的落差等宏微觀研究前沿。通過對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成果的梳理，透視語言景觀研究最新熱點問題及取向動因，探析全球各地多模態語言景觀如何反映復雜的社會語言現實及語言角色，可更好地服務國內語言景觀建設與發展。

　　一、語言景觀研究熱點問題的取向內容

　　語言景觀創新研究推動了定義和研究對象分類的更新和延伸，研究問題熱點呈現多維取向，主要體現在語言政策差異化、少數民族語言商品化、語言身份認同集體化、語言資源共時和歷時的聚合化及教育環境的跨局域化等層面。

　　(一)語言政策差異化：有意識的景觀塑造

　　對公共標志語言使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語言政策和規劃領域。公共語言符號研究是探索和塑造城市多元文化生態的語言管理工具。語言景觀作為城市語言多樣性表征，重點關注公共領域中語言文字符號的使用和語言政策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語言景觀是語言政策施行效果的具體體現，在不同民族語言社區的社會沖突背景下，以語言劃分空間的方式被認為是解決或緩解社區間摩擦的制度化策略，表面上反映了特定群體中語言的多樣性，實際卻使某些語言意識形態和地位永久化，如日語在大連的多語言景觀中的高可見性，反映了語言政策對語言景觀的影響。[12]大多官方語言政策都暗示了特定的環境中誰負責或掌握權力，官方存在過度使用標識語言的做法，如歐洲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活動人士經常把寫錯的標牌涂上顏色，發出爭取語言權利的信號。

　　另一方面，官方語言政策規定會影響標準通用語、外語和方言的語言實踐。語言政策研究者應該重點關注語言規劃中自下而上的語言實際使用情況[13]，結合國家語言政策提出規范化的建議。在種族沖突的背景下，由于公共空間有些獨特的規則和規定，官方標志的語言使用可能具有高度的象征價值，政治和社會領域有爭議的語言景觀往往會違反公開的政策，扭曲政策施行的效果。語言景觀曾成為意大利一些城鎮的政治戰場，當地通過立法禁止漢語出現在商店招牌上，確保意大利語主導地位。

　　因此，語言景觀成為政府施行政策的方式之一，利用公開的權力控制和引導語言選擇與使用，優先考慮某些語言群體，規定使用某些語言，排除或減少其他語言群體的存在，進而嚴格管制其他語言。世界范圍內語言景觀政策存在兩個極端案例，加拿大魁北克的“法案101”保護了法語在所有官方和商業公共標識的可見性，而東京采用沒有法律約束力，且限于行政管理的日語語言政策建議和指導方針。[14]全球大多數城市、地區或國家的語言政策，規定在官方標志上使用官方語言，而商業和私人銘文則不受約束。大型跨國公司使用全球標牌呈現國際公認的形象，本地的商業企業可能需要符合當地政策，個體商戶可能會根據自己的語言能力和預期讀者進行選擇。國家權力往往與企業利益相混合，官方自上而下和非官方自下而上的標志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模糊，使得政府標識語言與私人標牌語言之間的差異成為語言景觀研究的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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